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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参见张震：《北京等地行政区划调整的宪法分析—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为视野》，《宪法研究》（第十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页。

这一思路有可能会和部分基准文本相吻合，也有可能会和部分基准文本相背离，但这恰好就是预判基准值的价值所在。例如，当计算罚款值为128.8889元，实际收取120元。

[32]参见廖瑜：论逆向情节的适用，《光华法学》2009年第1期。实践中，这些都是行政机关制定裁量基准时需要考虑的情节。其三，当出现从重情节与减轻情节逆向竞合时，一般认为先适用减轻情节，在授权规范给定的裁量空间以下考虑，然后在减轻情节的基础上再适用从重情节。它能够指引裁量基准的效果格化技术向法律平等的价值逐步靠近，从而实现真正的裁量正义。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所云：如果一个法律上之区别对待或相同对待不能有一个合乎理性、得自事物本质或其他事理上可使人明白之理由，简单地说，如果该规定被认为是恣意时，则违反平等原则。

[38]See Chris Hilson,Judicial Review,Policiesand the Fettering of Discretion,Spring Public Law,112-114(2002);Seealso Chris Hilson,Policies,thenon-fetter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of substantive legitimate expectations:between arock and ahard place?,11Judica lReview,283-293(2006)。[20]行政处罚责任能力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的必备要件，不具有行政处罚责任能力的人，不具备有责性，从而也不成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对党组织的处分有改组和解散两种。

政党基于共同政治偏好和一般意识形态认同而团结起来，但各党程度不一。在科学立规方面中国共产党特别要做到世俗立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世俗化。当前现实问题是党员和党组织普遍违纪违规怎么办？中国共产党必须务实地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对于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的违纪违规采取既往不咎和特赦的办法，但对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的违纪违规采取违规必究的办法。中国共产党要想长期保持先进性和长期执政必须从严治党。

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而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落入话语陷阱。习近平正确地指出，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

既然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就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中国人民理应知道三个代表的情况，也对三个代表具体化的党员进行监督。中国共产党一身二任，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党员有八千多万，相当于全世界排位第十四的大国。这样我们既保证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又为从严治党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党内法规只适用于党员，而国家法律适用于所有公民。习近平英明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求是》2014年10月23日）而且，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修订党纪处分条例，要体现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要求，突出党纪特色。关键词：党导法治 从严治党 依法治国 党内规治 违规必究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奠定中国法治模式的基础。

社会主义政党一开始是革命党，通过革命途径取得执政权力，一旦革命成功就理所当然拥有执政权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从严治党，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违规必究，违规必究的前提是党内法规必须是可执行的，党内法规可执行的前提是将对共产党员的纪律要求和道德要求分开。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的世俗化有利于提高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评价和政治认同。

治理一个小国也是困难的，治理一个八千万以上党员的党的难度可想而知。制度有刚性的和软性的，例如道德制度就是软的，惯例也常常是软的。制度的笼子不能太大，否则权力的任意性就太强。对于如此庞大的人群，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具体的司规系统对于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而仅仅依赖现在的纪委系统和不确定的巡视制度根本不可能实现执规必严和违规必究的要求，如果不能实现执规必严和违规必究，那么从严治党就是一句空话。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曾经犯过的错误知道更多，人们也对共产党员的能力和品行知道更多，那种自我标榜愚弄百姓的做法只会让老百姓更加反感。党导立宪制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都基于宪法，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提供宪法正当性，从而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深得民心，执规不可谓不严，对于领导干部的通奸和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进行了严肃处理，严于一般公民的行为。人们的期望值常常与一个人的标榜相关。

我们要真正实现从严治党，必须将党关进党规的钢笼子里，这既是从严治党的要求，也是真正法治的必然要求。道德是每个人的自律行为，值得大力倡导，但不可对他人要求，更不能以道德具体规范公民行为。

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所以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更高也就在情理之中。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党内规治必须首先做到有规可依、有规必依、执规必严和违规必究，然后逐步提高党内规治的质量，实现科学立规、严格执规、公正司规和全党守规。在党员干部普遍违纪违规的情况下，违规违纪被查处的概率极小，党员干部继续违纪违规就像坐飞机一样有失事的风险，但理性的党员干部都会选择违规。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是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从上往下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下位法不能违背上位法，宪法是最高的。

与国家法治原则一样，为了实现党内规治，我们必须要求：第一，党内规则是可预期和不溯及既往的。然而，我们必须明白，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政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不能用资产阶级政党的观念做标准来评判社会主义政党。

当你比较低调时，你做了一点成绩，人们的评价会比较高。无规则的党要进行善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党太庞大了。

当前实现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违规必究。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永远伟大、光荣和正确，中国共产党就曾经犯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也曾经错杀不少像袁文才和王佐这样的无辜。

摘要：法治就是按照规则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党内法规要求太高但不能执行与要求低点但可执行相比孰优孰劣是明显的，我们到底是选择可执行的党纪还是不可执行的党纪是真的从严治党还是假的从严治党的试金石。以党章为根本，按照党章确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和任务，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政党是由正式成员组成的组织化团体，从而与较广义和分散化的社会运动相区别。

中国共产党的世俗化不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员没有理想追求，而是要求理想追求应该基于人性、基于可实现性来确定。按照党内法规从严治党，按照国家法律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标准都是法治的标准。

然而，我们可以深究一下，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来自哪里？是党内法规还是国家法律？如果权力没有任何来源，那很好办。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

党导法治制度要求将党关进党规的钢笼子里，因为在我们国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王岐山语），党的权力是最大的。如果权力是来自国家法律，那么无疑是法大。